大事，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。

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：“看得废立之事，二百年来所未有者，一朝传闻，岂不骇异。”（李民宬《敬亭集》）。

袁可立马上上疏明政府：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，于兹矣，倧即系亲派，则该国之臣也。君臣既有定分，冠履岂容倒置。即珲果不道，亦宜听大妃具奏，待中国更置。奚至以臣篡君，以侄废伯，李倧之心不但无珲，且无中国，所当声罪致讨，以振王纲。”

（《明熹宗实录》卷三十三）。在这道奏疏中，袁可立的观点很鲜明，他强调了政变这种形式的非法性，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“普世价值”，他认为“即珲果不道”也应该“待中国更置”，袁可立甚至主张派兵“声罪致讨”。

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，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，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，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经12次做过汇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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