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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站在思想政治的最高处，那谁就是皇权之下最有“话语权”的人。

而教材，无疑是体现这种高度最重要的标志。

正如儒家，借助四书五经这些教材，统治着无数读书士子的思想与灵魂。

四书五经是先辈编纂的教材，几千年来就没怎么改动过，直至宋代，一个名为朱熹的家伙，批来批去，也搞了几本批注式教材，结果刮起了“程朱理学”的风潮，又开始影响大明。

原以为这辈子没“出书”的希望了，现在大好机会摆在眼前，解缙如何能放过这次机会，要知道一旦握着思政教材的编纂权，那就相当于在思政教材上写上了他解缙的名字，这是要留名千古，影响万世的。

什么礼部不礼部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

解缙发动反击，直指礼部“革新教育不到位，府学、州学、县学中推行杂学不力”，借此说明礼部没有能力，没有贯彻皇上的教育主张，据此说明“无能之士焉懂思政之本，若授予礼部，岂不是言祸万年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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